禁菸?卖菸?为了减少抽菸人口,只好提高售价、开发替代品了。

2020-07-27    收藏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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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菸?卖菸?为了减少抽菸人口,只好提高售价、开发替代品了。

大正时期台湾总督府专卖局的鸦片政策

探讨自1909年上海国际鸦片调查委员会,以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创设国际联盟、针对鸦片、吗啡等之製造及输出入限制或禁止问题举行国际会议这段期间内,台湾总督府专卖局的鸦片政策。

一、上海会议经过

清国于(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三)发布上谕,宣明以往后十年为期限,扫除鸦片的蒙害;翌年(1907)将该期限内的输入递减案出示给驻清各国公使徵求同意。对此,英国公使于同年8月答以:1908至1910年三年期间,每年逐次递减一成印度输往清国的鸦片量,这三年期间若能看到清国对减少罂粟的栽种和鸦片的吸用所做出努力和成果,则于1911年以后,也会实施输出递减,以十年为限全面禁止。

为响应清政府这种禁烟努力,美国总统遂于1908年提倡举行会议。1909年2月,清、美、英、日等国于上海举行国际鸦片调查委员会。会议的最终议定书当中,承认清政府于根绝鸦片生产、消费的政策上有可见成果,并确认由各国委员向其政府进言,请求调查研究其领土、属领地内以渐禁主义为本的管理规则,鸦片输出国面对输入禁止国时,要于输出港取缔装船。

但是诚如记载,会议係调查委员会就议定书的内容向政府进言,对各国政府并无拘束力,因此同年9月,时任美国总统塔夫特提案举行由拥有缔结条约权限的代表组成的新会议。对此,英国方面苦思焦虑于取代鸦片收入财源的印度殖民地政府和印度省强烈表示反对;不过翌年(1910)9月则提出条件,即不只鸦片,连吗啡等麻药类也要列为管制对象,并于製造和贸易课以严格限制,以此为条件下,好不容易才同意参加。

于是,于海牙举行国际鸦片会议。当时有美、英、日、荷、中、法、德、俄等国参加,并于签订《国际鸦片公约》(International Opium Convention)。由二十五条条文构成的条约当中,载明禁止输出生鸦片给禁止输入生鸦片的国家,逐渐禁遏鸦片烟膏的製造、交易、使用,禁止鸦片烟膏的进出口,吗啡及古柯硷等的使用限制,中国租界内的鸦片吸食限制及管理措施等。但是,1918年8月以前完成条约签字的国家,不过是美、中等少数国家,就连日本也未批准。

日方在上海会议当时的认知是,所谓日本的鸦片问题,就是指台湾有鸦片执照申请者(成瘾者) 存在的这件事并没说错。其证据即于该次会议中提出的报告书,完全是委由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写成;且唯一以鸦片问题专家身分获派遣的委员,就是台湾总督府民政局警察本署卫生课长高木友枝。

一如会议上日本方面所主张的,关于在台湾的鸦片政策,台湾总督府相关官员屡屡公开声明指出,所谓的专卖制度,本来是以税收为目的;但就鸦片政策而言,这项原则不适用,因其所谓的专卖制度目的不同。专卖事业本来的目的纯粹主要是在谋求收入,惟台湾的专卖制度,其起源与此稍异其趣,除了财政政策上有其必要外,尚有其他重要的目的。亦即,于鸦片,以人民的保健卫生为目的;于食盐及樟脑,以产业的振兴为目的。

诚如上海会议中所确认,禁烟正成为国际间的潮流,既然如此,就应更迅速地全面废绝鸦片。但总督府专卖局自上海会议以后的措施,未必如其公开所言。毋宁说是在吸食者人数一直有限的情况当中,处心积虑于如何确保鸦片税收,或谋求增加收入。

二、烟膏价格的修正

上海会议虽说是以清国的鸦片问题为主题,但在自己统治的殖民地内面临鸦片问题的欧美各国,齐聚一堂协商禁烟,其影响及意义绝对不小。台湾总督府的鸦片政策会受到各国正面评价,是因为吸食者减少,此自不待言;可是这点也让总督府相关官员预测到,今后鸦片专卖收入将急速缩减。在这种局势下,专卖局会採取什幺措施?

受上海会议的影响,一直以来做为烟膏製造原料的印度鸦片价格上扬,结果造成烟膏价格的调涨。从专卖局留下的记录可知,专卖局最关心的事项是原料鸦片的价格,为确保鸦片的税收,稳定购入价廉的原料鸦片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为此,专卖局不只依靠海外的输入,且还尝试在台湾和日本内地栽种罂粟,致力解决这个课题。由〈大正六年度专卖事业成绩报告〉中所载,儘管烟膏的发售数量减少,可是金额却增加;载明烟膏调涨的效果。儘管吸食者人数减少,可是其收入却「丝毫未减,反而呈现增加之势」,鸦片税收依然占专卖收入的「主要地位」,就这样,专卖局靠着烟膏价格的调涨,实现了收入的增加。

当然,烟膏价格的调涨是随原料鸦片价格的上涨所致,销售金额的增加是否必定与收益的增大有关,这值得探讨;可是相对于吸食者的减少,专卖局显然是靠烟膏价格的修正来谋求确保税收。

专卖局在吸食者减少的情势下,是如何一直确保鸦片税收?透过专卖局技师今福结藏在研发吗啡抽出技术上的功绩,证实扩大一等烟膏利润的「极度秘密的制剂」的确存在。而随着生活水準提升,鸦片烟瘾偏好亦移向一等品的趋向,才造就吸食者减少而鸦片税少不见减少的情况。

三、扩大对中国的销路

众所周知,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藉由和约取得俄国所租借的辽东半岛,前往中国经营,同时以统治者之姿面临鸦片问题。在关东州租借地负责鸦片问题的,乃是知晓台湾鸦片专卖制度的人,其代表性人物,即台湾总督府专卖局转任的石本鏆太郎。

石本以「北部满洲居民似多栽种罂粟,製造鸦片土,故自然而然感染烟毒而陷入烟瘾」 及在现地鸦片使用于日常生活中而蔓延开来的状况为前提,以台湾专卖制度的实际绩效为根据,设想自关东州扩大贩卖网至全满洲。

石本虽然担心住民的偏好和烟灰的再利用等与台湾不同的习惯,但他却还是乐观地认为「改换配合料,激起彼等的偏好,也是容易的事」。然而,关东总督订货的专卖局实施后发现,「关东州内鸦片烟膏的偏好与本岛人完全不同,遂将製造的烟膏分为甲、乙两种」予以製造、输出,结果未受好评。

日本以向关东州输出烟膏为嚆矢,其后也向青岛、澳门输出。将烟膏输往青岛,其在财政上的重要性对台湾也相同。关于专卖局这方所见的对青岛输出,《台湾鸦片志》中载及,在日军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占领的青岛,则以德国所施行的专卖制度为範本,于青岛一地决定鸦片烟膏製造贩卖之特许人时,期鸦片行政的统一,就供给其所製造的鸦片烟膏事宜,进行交涉。而对澳门特许商人的输出,其与关东州和青岛的案例不同之处,在于粗製鸦片,也就是烟膏原料的输出。鸦片专卖制度虽在中国获得实施,可是实际上却不是渐禁,更不是全禁,而只不过是强制性的徵税制度。

四、结语

的海牙会议所象徵,是正值国际间意见一致、致力朝禁烟方向进行的时期。在台湾总督府专卖局的史料当中,一再强调鸦片专卖制度自开办以来,就不是以税收为目的,在这一点上,是和一般的专卖制度有别的。若是如此,则鸦片的专卖制度应当是可望早日完成使命,而没有任何附带而来的税收。正因为如此,台湾的渐禁政策、鸦片专卖制度才会在揭示禁绝中国境内鸦片的上海会议中,获得正面评价。

然而,专卖局一方面利用中国境内禁烟困难的局势,尝试对关东州、青岛、澳门输出以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在台湾岛内则採取以价格更高、利润更大的一等烟膏为核心的贩卖政策,儘管吸食者减少,可是却使销售金额上升成真。而且不只烟膏的销售金额,也从生鸦片製成烟膏之际,减低吗啡的含量,将其过程当中抽出的粗製吗啡做为新的财源。也就是开始和以粗製吗啡为原料的盐酸吗啡製药业者结合,藉由发售粗製吗啡获取新的收入。

若将着眼点放在吸食者减少这一点上,则预料渐禁主义将在不久的将来达到其目标,鸦片税收也将结束,也就是说,可以想像它是台湾的鸦片问题正在朝向解决的时期。

但当局者留下的史料,却清楚显示他们的姿态,即他们活用所培养的製造技术、设备,企图保全鸦片专卖制度的寿命,从头到尾固执于税收,为创造出由此而来的新财源而煞费苦心。这就是此时鸦片政策的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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