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工作后,她发现女性时常陷入「不可说」的困境⋯⋯

2020-07-08    收藏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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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工作后,她发现女性时常陷入「不可说」的困境⋯⋯

有时候我心想,如果没人对我贴上性别标籤,生活会是什幺样子?我起床时不会想:「今天我当脸书的女营运长要做什幺?」但是别人常那样称呼我。大家讲到女机长、女工程师、女赛车手时,那个「女」字隐含些许的意外。鲜少有人以同样的性别观点,看待职场上的男性。上 Google 搜寻「脸书的男执行长」,查出的是「找不到结果」。

女权主义先锋史坦能观察:「强者掌握名词和规则标準,弱者只得到形容词。」没有人希望被当成弱者,所以很多女性反对性别标籤,并强调:「我不是以女性的角度看待自己,我是作家/运动员/专业人士/任何职业。」她们这样做没有错,没人希望自己的成就还加上修饰语,我们都想当名词;但这个世界就是会想办法,提醒女性她们是女人,提醒女孩她们是女生。

我高二升高三的时候,到华府做服务员,跟着家乡的国会议员威廉.雷曼(William Lehman)。当时众议院的议长,是知名的麻州众议员提普.欧尼尔(Tip O’Neill)。雷曼议员答应我,暑假结束以前,要介绍我认识欧尼尔议长。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这件事没有发生,一直没有发生。直到会期的最后一天,雷曼终于履行承诺,在议事厅外面的走廊上,拉着我去见欧尼尔。我很紧张,但是雷曼介绍我时极力讚美,让我放心下来。他跟欧尼尔说,我整个暑假都相当认真努力。议长看着我,伸手拍拍我的头,转向雷曼说:「长得挺漂亮的。」接着又转向我,只问我一个问题:「妳是啦啦队吗?」

我的期待完全粉碎。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欧尼尔那样说是讚美我,但是在当下,我只觉得自己被看扁了。我希望自己因为工作,而获得肯定。所以,当时我回答:「不是,我书读太多了,当不了啦啦队。」话一出口,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自己竟然对全国第三有权势,仅次于总统和副总统的人,这幺大胆说话。不过,现场似乎没人注意到我生硬、一定也不聪明的回应,议长只是再次拍拍我的头就走了,议员雷曼笑容满面地目送议长离开。

然而,如果有人说我是女权主义者,我会立刻纠正他的说法。社会学家玛丽安.库珀(Marianne Cooper) 为本书提供了许多研究协助,库珀指出,即使到今天,我这样的反应仍旧很普遍。她在 2011年 的文章〈新髒字〉(“The New F-Word”)写道,大学英文教授蜜雪儿.艾蓝(Michele Elam)在她教的「女权主义研究入门」课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学生因为对性别平等有兴趣,所以来修完全探讨女权主义的课,但很少人能「自在地使用『女权主义』(feminism)这个字,更少人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艾蓝还说:「被称为女权主义者(feminist),好像有人对着妳叫某个汙秽、邪恶的称号。」

这听起来像个笑话:你听过女人修女权主义课程,但别人称她是女权主义者时,她却生气吗?但是我读大学时,也是同样的矛盾。我一方面成立一个小组,鼓励更多女性主修经济和政治课程;但另一方面,我又否认自己在任何方面,是任何形式的女权主义者。我的大学同学,也都不觉得她们是女权主义者,我很难过我们都没意识到,女性主义后座力对我们的冲击。

我们接受外界丑化那些烧掉内衣、毫无幽默感、痛恨男性的女权主义者,那样的女权主义者不是我们想效法的对象,一部分是因为那样的女人似乎没有人追。我知道这种想法很糟糕,为了获得男性的关注与认同而排斥女权主义,这实在很讽刺。不过讲句公道话,也许我们太天真了!我和朋友们当初真的认为,这世界不再需要女权主义者了,我们误以为已经没有什幺好争取的了。

我带着这样的态度进入职场,当时心想,如果性别歧视依旧存在,我就证明那是错的,我会尽力把我的工作做好。当时我不了解的是,忽略性别歧视是最佳的职场生存技巧。在传统的组织里,女性想要成功,往往不是靠勇于表现,而是靠设法融入,说得更白一点,就是「加入男性」。第一批进入企业界的女性,是穿着男性化的套装,搭配保守的衬衫。一位资深的银行高阶经理人告诉我,她把头髮扎成髮髻十年之久,因为她不希望有人注意到她是女性。虽然后来的服装风格,已经没有那幺严谨,女性还是担心自己的性别太明显。我认识一位在科技新创公司任职的工程师,她上班前会摘下耳环,以免提醒同事──嘘──她不是男人。

我刚进职场时,鲜少有人把我的性别当成议题,除了偶尔遇到客户想把他儿子跟我凑成对以外。那时候,已经不流行男性化的套装 ,我没有刻意隐瞒或凸显我的女性特质。我从来没有跟过女上司,到目前为止都还没发生过。我工作的地方有高阶女性经理人,但是我跟她们的互动不紧密,无法看到她们平时如何因应性别歧视的问题。我从来没受邀参加讨论性别的会议,也不记得看过任何女性计划。这一切看起来似乎还好,我们都融入得很好,也没必要引人注意。

大家没有公开讨论性别议题,但这个问题潜藏在表面下。我开始发现,大家对女性的态度不一样,注意到大家评量员工,不是根据客观的绩效,而是「是否融入」这种主观的标準。例如,麦肯锡的夏季出游活动是海钓,公司晚宴之后大多是接着喝威士忌及抽雪茄,我有时可以勉强通过这种「融入」测验。某晚,我在男性合伙人的鼓励下,抽了几口雪茄,假装跟他们是「同一挂」的。不过雪茄的菸味令我反胃,好几天我感觉全身都是那股臭味。如果那叫融入,我反而因此更加格格不入。

其他人似乎也知道,我是不同挂的。1999 年,我被任命为财政部幕僚长,有些人对我说:「身为女性,应该加分不少吧!」那说法令人非常生气。他们那样说,可能没有恶意,但言下之意却很明显:我得到那份工作不是靠实力。我也知道,只要有一个人当面指出我的「优势」,就可能有一打人在我背后,用更不礼貌的方式说同样的话。我思考该怎幺回应,我可以解释我查过财政部里,没有女性保障名额;我也可以说,我的资格跟之前坐这个职位的男性比起来,毫不逊色;此外,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我可以细数几世纪以来,女性受到的歧视;或者,我可以直接赏对方一巴掌。但是,我试过几种不同的回应,没一个有效的。

就这样年复一年,我开始看到女性朋友和同仁,一个个离开职场。有些是主动选择离开职场,有些是出于无奈──公司不提供弹性工时是推力;不愿分担家务与育儿工作的另一半,欢迎她们回归家庭是拉力。有些女性虽然继续留在职场,却缩减了抱负,以因应各方面过多的要求。我眼看着我这一代的女性,晋升领导地位的指望愈来愈小。我在谷歌工作几年后,意识到这个问题不会消失。所以,虽然勇敢站出来还是会令我害怕,但是我相信到了不能再低调、沈默的时刻了,我开始大胆地说出来。

幸好,我还有其他的同伴。2005 年,我和同事沃西基与梅丽莎.梅尔(Marissa Mayer)都注意到,来谷歌园区演讲的人,都相当有魅力、杰出,但是几乎清一色都是男性。对此,我们开始推动「谷歌女性」(Women@Google),邀请史坦能和珍.芳达等杰出女性,开啓一系列的新活动,她们携手成立了女性媒体中心(Women’s Media Center)。我以前也当过有氧舞蹈老师,有机会见到珍.芳达时格外兴奋,整场活动我一直缩着小腹。根据我对女权运动的了解,我想像史坦能是优秀又睿智的,她的确如此。但除此之外,她本人还相当风趣、迷人且温暖,跟我以前幼稚认为女权主义者缺乏幽默感的印象,完全相反。

「谷歌女性」的活动结束后,史坦能邀我到纽约的女性媒体中心演讲,我一口就答应了。演讲的前一天,我和谷歌出版团队的负责人金.玛珑.史考特(Kim Malone Scott),一起前往机场。史考特是经验丰富的写手,所以我想她可以在漫长的航程中,帮我草拟讲稿。我处理完所有的电子邮件时,已近半夜。我转向史考特想请她帮忙,才发现她睡着了。这时我想「戳」她,比脸书戳朋友的功能,还早了好几年,又不忍心把她叫醒。我盯着空白的电脑萤幕,茫然不知所措。我从来没公开谈过身为女性的议题,一次也没有,也没有论点或笔记可以参考。但后来我想到,身为女性这个问题如此明显……我其实有很多的内容可谈。

隔天,我演讲的开头是说,以前女性被教导要学习融入职场,但我开始觉得那可能不是正确的方法。我指出,男性和女性不仅行为举止不同,大家对男女行为的观感也不同。我坦言,我看到职场上形成男女差别对待,为了解决这问题,我们需要先勇敢讨论性别,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一谈就是在求助、要求特殊待遇,或打算提出告诉。那天,我讲了很多,后来我回到北加州,就暂时把那次谈话搁在一边了。

社会进步不是来自施予,而是要主动争取。在苏珊.安东尼(Susan B. Anthony)、珍.亚当斯(Jane Addams)、爱丽斯.保罗(Alice Paul)、蓓菈.亚布姿格(Bella Abzug)、佛萝.甘迺迪(Flo Kennedy)及许多女权运动领导者的大声疾呼与勇敢要求下,我们拥有现在的权力。她们的勇气,改变了我们的文化和法律,造福了所有的女性。回顾过往,我和大学同学实在没理由刻意与这些早期女权主义者辛苦挣得的成就保持距离。我们应该为她们的努力欢呼才对,结果我们反而压低声音,以为奋斗已经结束。这种沉默,反而伤害了我们自己。

现在,我自豪地以女权主义者自居,如果今天前议长欧尼尔还在世,我甚至还会说我是女权主义的啦啦队。我希望更多女性和男性,可以跟我一起接受这个荣耀的标籤。目前,美国只有24%的女性,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是当我们给女权主义更具体的定义:「女权主义者是主张两性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皆平等的人」,认同这种说法的女性比例,马上跃升至65%。我们往正确的方向,迈进一大步。

语意修辞虽然很重要,但我觉得在性别议题上的进步,不会让我们愿意为自己贴上标籤;不过,的确会让我们愿意大声说出性别差异对自己的影响。我们不能再假装偏见不存在,也不能再拐弯抹角地迴避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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