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幺权势者往往只需略施小惠,就能翻转形象?

2020-06-15    收藏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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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幺权势者往往只需略施小惠,就能翻转形象?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只不过是我们多少都有一点、更为广泛的某种症候群的最极端表徵方式──也就是当我们跟权威人士有关係时,就会对他们产生正面情感。人们往往会执着于这些正面情感,就算那些权威人士对待他们不公不义也无所谓。人们能够改变自身处境的机会愈少,就愈会对权威人士表达正面情感,对于自己受到任何不公的对待,都会觉得自己咎由自取。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被家暴的妇女拒绝离开丈夫,员工无来由地容忍惯老闆的无理行为,重要的顾客趾高气昂、举止失格。

我指的并不是我们完全知晓自己落于下风,明白表达自身的愤怒只会造成反效果,因此基于策略考量选择忍气吞声。我指的是我们对于那些伤害我们的个人,表现出荒谬的同情,或是单纯只因为他们掌控大局,就全然忽视其行为。相较之下,倘若对方只是个临时性的长官,或是无足轻重的顾客,我们就会立刻表达内心的不满,除非这样做的代价非常高。

很多时候当外在权力结构对我们格外不利时,情绪机制就会跟认知机制偕同运作,适度调节我们的受辱感及愤怒感。这属于理性情绪行为,程度适中的话可提升我们的存活率。然而在受家暴妇女之类的极端情况之下,同样的行为模式却可能对我们极为有害。权威人士只要对我们施些小恩小惠,情绪机制也会夸大我们感激的程度,使我们过分强调这些小恩小惠的重要性,从而于理无据地相信权威人士拥有纯直良善的品格。这就是警察採用「扮黑脸,扮白脸」的审讯策略之所以会成功的祕诀:坏警察扮完黑脸却未能得到嫌犯自白,打从心底关怀嫌犯权益的好警察,就会像个天使般突然现身,为他送上咖啡或香菸。

我是从我父亲告诉我的一个故事里,了解到这种小恩小惠具有多幺大的情绪力量,即使是由格外骇人的权威人士来做也不例外(说不定还特别有用)。

在 1932 年,我的父亲汉斯是德国柯尼斯堡康德小学唯一的犹太裔学生,他对于历史老师葛鲁伯博士的印象格外鲜明。葛鲁伯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同时也是纳粹的死忠支持者,他无视于威玛共和国的官定版课纲,而是自己有一套反犹太的种族主义课程,教导学生德国是人类文明的摇篮,犹太人则是尼安德塔人的后代。他对于我父亲的犹太裔背景一清二楚,老是在其他学生面前羞辱他,并以此为乐。比方说有一次我父亲就被叫到教室前面,要他说说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故事。葛鲁伯也完全无视威玛政府严禁在学校进行政治集会的禁令,他在上课时毫无节制地进行纳粹游行,并且演变成例行公事。我父亲回家后有点犹豫地提起这件事,让葛鲁伯差点丢了工作。在那之后他就比较不会把我父亲叫到教室前面去,却始终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葛鲁伯在 1933 年 2 月初,在学校举办了一场庆祝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的大型典礼。前任政府限制在学校进行政治活动的禁令一晚翻转,隔天早上 8 点学校就备好了带有 卐 字标誌的旗子跟横幅。我父亲又怕又气,觉得他无法参加这场游行,因此把旗子交给站在他前面的男孩,偷偷溜走了。

我父亲从学校的游行场迅速开溜,跑进建筑物躲在厕所里。但即使人在厕所,他还是听到有人在某个隔间里唱纳粹党歌。他还来不及听出唱歌的人是谁,隔间门就被打开,他发现自己跟穿着上浆冲锋队制服的葛鲁伯博士面面相觑。

我父亲立刻转头就跑,葛鲁伯在后头一边追着,一边试着扣上裤子拉鍊顶端的釦子。「汉斯.温特,给我站住!」葛鲁伯扯开嗓子大吼。我父亲才不听他的,反而加快脚步落跑,他迅速跑过学校操场,直接冲进城里闹区,我父亲觉得如果他能够在葛鲁伯逮到他之前,跑到半哩之外叔叔的小麦进口公司办公室,他就安全了。我爷爷很可能也在那里,倘若他看到葛鲁伯想要干幺,就会想办法让我父亲转学,他就再也不必跟葛鲁伯打交道了。

柯尼斯堡的 2 月气温经常远低于摄氏 0 度,我父亲运气很不好,当天街道上有一层厚厚的冰,他在寒冷透骨、滑不溜丢的街道上死命跑了好几分钟之后,一个没踩稳就摔在人行道上,摔伤了一条腿。他躺平在地上痛苦地哀嚎时,听到上气不接下气的葛鲁伯逐渐接近。他很确定再过几秒钟,葛鲁伯就会整个身体重压在他身上,把他的头压进冰里,而且没有人会来把他从葛鲁伯怒不可遏的报复中拯救出来。

接下来发生的事,对我父亲人格造成的影响──无论是好是坏,比纳粹在德国掌权那一年所发生的任何其他事件,都还要深远。

葛鲁伯小心翼翼地接近这时努力在装死的我父亲,把他抱了起来。葛鲁伯轻声问道:「汉斯,怎幺啦?让我看看你哪里受伤。」葛鲁伯温暖地抱抱我父亲之后,就小心地检查他摔伤的脚。我父亲也小心翼翼地看着葛鲁伯,但他还是点了点头,表示脚没有那幺痛了。葛鲁伯接着协助我父亲站起,拍了拍他的头,指向附近一间咖啡店。葛鲁伯付帐帮他点了杯热茶,外加一块巧克力蛋糕。我父亲隔着桌子,一脸狐疑地看着葛鲁伯。

葛鲁伯把下巴枕在手臂上,跟我父亲的头同样高度。他解释说他之所以要追在我父亲后面,是要跟他和好,不是要伤害他。「事实上我想要跟你说的是,身为一名教育家以及你的个人导师,我认为自己对于你在校的健康福祉负有责任。没有人能够伤害你,无论是学生、老师还是谁都一样。答应我,如果有任何人企图伤害你,你就立刻让我知道。」葛鲁伯继续这个调调,强调既然希特勒如今已成为德国领袖,尊重、正义以及正派自然会成为新纳粹德国的标记。葛鲁伯讲完这篇演说之后,就冷静地吃他为自己点的蛋糕。

我听我父亲说过这个故事很多遍。每次他说到咖啡店那一幕时,就会眼眶泛泪、声音哽咽。我父亲会有这种反应,是因为他在德国念书的最后那一年,有许多不堪回首的记忆,还是因为他被穷凶恶极的葛鲁伯追着跑时吓坏了?我觉得两者皆非,而是因为我父亲在最意想不到的时间与地点,受到最意想不到的人善意对待。他似乎把葛鲁伯当成英雄,事实上根本是把他当成正人君子。

为什幺可悲的葛鲁伯只不过展现了几分钟的正派,就使我父亲感恩戴德?我始终不敢直接问我父亲这个问题,不过葛鲁伯之所以会成为我父亲多年来同理共感的对象,似乎正是因为除了葛鲁伯平常就个性差、行为恶劣以外,他本来就很令人憎恶。

我父亲的情绪反应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中度表现。他小时候身处在被老师权威打压的处境,那位老师在纳粹统治开始那段非常令人惧怕的时期,让他的生活变得非常悲惨。

那位老师以非常低廉的代价,博得学生的同理心──这是理性情绪作用下的结果,它保护了我父亲的心理,让他能够撑过在德国最后那段艰困岁月。某种特定情绪在某个特定时刻可能是理性的,但即使我们早就不再需要那种情绪保护我们,它仍然可能深植在我们心中,留存数十年如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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